公车在未来势必将GPS定位进行到底；但能不能将问责、处理进行到底，各地吏治还没有足够的底气。以前公车GPS定位推广像“子弹一样飞”，却像“脱靶”一样“雷”，“只见花钱不见效”成了公车GPS定位最大的烦恼。武汉公车GPS定位“定”的虎头蛇尾，郑州“定”的“神龙见首不见尾”，青岛“定”的“一头雾水”，广州“定”的“长短不齐”，珠海“定”的也不尽人意。只有“定位”给力，没有问责给力，“定位”也就没有多少监管意义。

  3月19日有新闻报道，为了杜绝公车私用、乱停乱放、超速行驶等公务车辆违规行为，四川省南充市内的法院、烟草公司、电业局、公交公司等四部门今年3月先后出台有关公务车辆管理办法，对本单位、本系统所有公务车辆实行科学化管理，截至目前，四部门已有1034辆公务用车安装了GPS定位系统。

  四川南充市推行公车GPS定位，相信也能定位的一览无遗，但仍没有强力的问责、处理“明白账”护航。比如问责仍能“感情裁量”，处理仍能“随波起伏”，还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种制度问责粗放或无制度下的问责，GPS定位极可能定下级不定上级，问责、处理就谈不上问责面前一律平等。上级公车如果游走在问责处理之外，下级根本不能心服口服，被问责处理的下级一旦揪住上级的“尾巴”，对下级公车违规的问责处理只能搁浅，整个公车GPS定位监管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

  公车GPS定位“方程”需要用制度“求证”。之前各地公车有GPS定位，没有强大监管效果回报，就是缺乏刚性的制度问责和公众监督。所谓“刚性”，就是首先制定严格问责制度。一要给掌握公车GPS定位的监管人员制定严格的监管制度，防止科技监管变成人情监管，保障第一手监管证据资料不遗漏、不打折、不模糊，吏治才具备问责不漏的条件。二是要给吏治问责部门制定刚性问责制度，防止完整的公车GPS定位监管资料被官僚腐败做上“手脚”。三是保证问责部门的问责权、制度权，防止权力横加干涉，滋生看人问责。

  仅有这些问责从严制度还不够，还要把各项制度量化、细化到对号入座层面，并制度化向社会全面公开，接受公众监督。这样，工作在制度及公众监督包围中的屡责，就大大缩小“自由裁量权”，形成阳光下的对号入座、有责必问环境，各级领导手中的公车在GPS定位下才不敢“出轨”。阳光的、刚性的、可操作的问责制度，是公车GPS定位监管的“生命线”。可见，南充市此举监管需要继续“补课”，各地公车GPS定位监管同样要“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