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军首次正式使用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于实战并取得良好效果以后，现代军事领域似乎就出现了一种“卫星综合依赖症”，好像没有卫星这个“神行太保”发威，仗就没法打了，或者说打的只是低等战争、原始战争、“人工”战争。到阿富汗战争和第二次海湾战争时，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导弹和炸弹的比例比第一次海湾战争增加了近100倍，而它们基本上都全部或部分依靠GPS卫星导航定位系统进行目标引导。GPS在步兵战术作战中也成了标准军事装备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前在多山的阿富汗执行任务的联军士兵若是没有GPS，像以往那样光靠地图作战，显然比没有可口可乐喝还要不能适应。正是因为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对于现代战争的这种巨大意义，美国总统近期已下令制订在国家危机期间暂时中断全球定位卫星服务的计划，同时美国也加快了研制摧毁敌方卫星的各种手段的工作。其实，美国早已实施了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况下对别国GPS使用者停止服务或人为造成误差的行动，只不过现在针对欧洲的“伽利略”、俄罗斯的“格洛纳斯”（GLONASS）、中国的“北斗”（区域导航定位）等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发展，而把保护自己的卫星系统、必要时干扰甚至摧毁别人的卫星系统，提高到全球战略竞争和战术行动的层面来对待而已。卫星在军事上的应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在“冷战”时期从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起，首先就是服务于军事用途的，在民用方面用于气象预报、广播通讯、地球动力学研究、地震监测、环境监测、城市规划、水利建设、精细农业、林业保护等等，反倒是以后派生出来的“善举”。但是卫星能够在实战中发挥如此不可替代的作用，以至于改变了现代战争的作战样式，则是在它发展出了可靠、高效的导航定位功能之后。早在苏联于1957年10月率先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在监听卫星发射的无线电信号时发现，在卫星通过其视野的时间内，所接收信号的多普勒频移曲线与卫星轨道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意味着固定于地面的接收站，只要获得卫星的多普勒频移曲线，就可确定卫星的轨道。反之，若卫星运行轨道是已知的，那么根据接收站测到的多普勒频移曲线，便能确定接收站的地面位置。于是，利用卫星定位的机理便产生了。现代的卫星全球导航定位，使用装备原子钟或具有一定精度的石英钟的多颗卫星在精确的轨道上围绕地球飞行，不断发送卫星位置和时间的信息，接收端则根据时间信号的延迟和轨道数据，精确地得出自己的当前方位。因此，随着卫星全球导航定位功能的发展，它在实战中的作用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从辅助变为主导，从被动变为主动（主动不仅表现在它与具体作战行动和武器打击直接结合，而且甚至表现在它直接成为某种攻击武器），从单一功能变成多功能。过去卫星在军事上的用途主要是侦察，在数字化时代以前，早期的卫星即便是侦察也只能靠投放和回收光学胶卷，只能和飞机侦察、人工侦察起到互补作用。而在这种情况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便只能靠被精密划分了“网格”的地图程序、结合若干次地标识别来导航，打击精度在数百米以内就算很不错了。但是在与具有定位能力的卫星系统结合以后，导弹的导航、制导方式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不太需要因气流变化等干扰而做地标识别修正，打击精度在20米以上就要算“菜鸟”了。而且，战术导弹、航弹、乃至单兵直瞄火力也可以借卫星全球定位系统而提高命中率。同时，战场上各战术单位的排兵布阵、态势变化和诸兵种合成，结合战场电视系统等等，已达成了从前线到统帅部的“透明化”，极大地保障了战斗主动权的掌握。